很多人发现，现在到了岁数退休的人，办完交接手续，拿上个人物品就走，连个正式的道别会都没有。不少人觉得是同事之间人情味变淡了，其实并不是这回事。从过去开会发奖到现在悄无声息，背后是单位制度、财务规定和用人机制的全面改变。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一个职工进了国企或者事业单位，基本就是一辈子。那时候的单位不仅发工资，还管盖家属楼分房，建职工子弟幼儿园和小学，设立职工卫生所。甚至职工家里老人过世、青年结婚，单位都要派车、派工会干部去张罗。 单位管分房的传统，要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。当时国家建立了传统的城镇住房制度，这是一种由国家和企事业单位统包、租金低廉的实物福利分房制度，适应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。为了配合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，全国住房建设长期由国家和企业统包下来，实行近乎无偿使用的分房制度。 很多年轻人没经历过单位分房。面对现在的高房价，单位负责分房的年代好像成了梦想中的桃花源。但是那个“等国家建房、靠组织分房、要单位给房”的时代，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就拿一点来说，那时候分的房子也要交租金。 时代财经有一份采访记录，采访对象是亲身经历过单位分房的老同志蔡鹏。蔡鹏上世纪70年代进了当地的电机厂，刚进厂时住两人间宿舍。1982年结婚后，他第一次分到房，是一间40平方米的宿舍。1993年单位新建了一座大楼，他第二次分房，分到一套使用面积80平方米的独立住房。 实际分房时，工龄、职称、是否结婚、夫妻是否都是职工，都是决定能不能分房、分到什么房的重要标准。之所以需要这些繁琐的标准，而不是每人分一套，原因很简单：资源有限。在物资匮乏、经济欠发达的年代，国家没有能力建足够多的房子。 据时代财经的采访，当时蔡鹏所在的电机厂有400多名职工，分到房子的只有100人。基层普通职工只能等，要么等单位盖新房，要么等旧房腾出来。运气好的等几年，运气不好的，就等到退休再说了。 这并不是单位心狠，实在是厂里也没有余粮。这家电机厂分给职工的房子都是用厂里赚的钱盖的，如果厂里效益不好，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大额补贴，厂里就没钱盖房。 在这种制度下，建房资金来自国家财政和企业福利基金，房子建好后，投入的资金并不归还财政，职工完全不承担住房建设投入的责任。分给职工的住房实行低租金，职工交的那点房租连住房的维修和管理成本都抵不上，亏损部分还得由国家和企事业单位补贴。 1978年对192个城市的统计调查显示，缺房户达689万户，占总户数的35.8%。其中长期住在仓库、走廊、车间、教室、办公室、地下室甚至澡堂里的有131万户，人均居住面积不到两平方米、严重拥挤的有86万户。 职工从入职到离世，生活所需的资源都由单位集中提供。在这种制度安排下，一个干了三十年的职工退休，在单位内部是一件公共大事。人事部门提前一个月写报告，工会出钱买纪念保温杯、羊毛毯，在办公楼前拉起大红底白字的横幅，组织全体班组成员开茶话会。 主管领导要在会上通报这名职工的工作年限和记功记录，再发一本大红封面的退休证。这种仪式不是为了活跃气氛，而是当时的组织必须对职工一生的服务做一次行政确认。 单位“包办一生”的格局，是从住房制度改革开始松动的。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，中央与国务院在批转的《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》中提出，正式允许实行住房商品化政策，这是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开始。从1980年到1998年，中国的住房改革可以说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提出最早、酝酿时间最长、试点面最广、出台方案最慎重、在全国铺开最缓慢的改革。 一开始，国家以土建成本为定价基础，按全价向城镇居民出售公房。但当时城镇居民工资低，只有华侨等少数高收入群体买得起，到1982年，这个思路基本宣告失败。 1984年起，公房开始以补贴出售的方式推广，补贴形式叫“三三制”，一般是个人负担三分之一，职工所在单位负担另外三分之二。由于低租金制度依然非常顽固，愿意拿一大笔钱买房的人太少，1985年12月，公房补贴出售被迫停止。 1988年，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提出“提租增资”，但提高的租金变成了企业的压力，再加上受全国通货膨胀影响，这次改革失败了。1994年7月，国务院发布《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，第一次明确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根本目标：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城镇住房制度。 1998年，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，国内出现通货紧缩、内需不足的态势，GDP增速下滑到9.2%，旧的住房分配制度成了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。1998年7月3日，国务院发布23号文件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》，停止住房实物分配，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。 从此，延续了将近50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中国住房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，由集团消费转向个人消费。这一纸公文上承新中